人物

2018年，他們登記結婚，彼此原生家庭都不太美滿的他們，努力創造一個心目中美好的家。7年後，在一次激烈爭吵中，妻子情緒失控地殺了先生。妻子說，婚後就開始遭先生家暴。看似鄧如雯殺夫案的翻版，卻又不太一樣。在 《家庭暴力防治法》已實施近30年的此刻，制度仍無法協助他們避開巨大的悲劇。

2018年，他們登記結婚，彼此原生家庭都不太美滿的他們，努力創造一個心目中美好的家。7年後，在一次激烈爭吵中，妻子情緒失控地殺了先生。妻子說，婚後就開始遭先生家暴。看似鄧如雯殺夫案的翻版，卻又不太一樣。在 《家庭暴力防治法》已實施近30年的此刻，制度仍無法協助他們避開巨大的悲劇。

記者透過律師詢問小晴是否願意受訪，她婉拒。阿豪的弟弟阿正（化名）願意接受我們採訪。身為被害人家屬，阿正氣憤地說，小晴自己的情緒也很不穩定。記者問他，會不會是產後憂鬱症？「他們剛交往的時候，就有拿磚頭互丟，還有報警。」

暴力之外，沒發脾氣時的阿豪是什麼面貌？阿豪的臉書至今未關閉，記者滑著公開貼文，近年每年僅十來則，皆是轉貼他人影片，內容有遊戲、有談人生、健康，或吃平價鍋物打卡。往前滑至2021年，貼文才多了起來，有幾次還標註小晴。依舊都是轉貼，不乏與婚姻或家庭有關的，例如一則「靠北婚姻」粉專的圖卡：「老婆，見到妳之前，我從未想過要結婚，娶了妳之後，我從未後悔過結婚。」還有一則轉貼車禍報導，阿豪少見地自己加了幾句文字：「車毀無差，人毀，一個家庭就支離破碎了。」

一個令人傷心的觀察是，這些所謂施暴者，約有七至八成，在幼時成長經歷中也是受暴者。「他們常遇到嚴重的攻擊，被不明白的責打，有些人就說他被吊起來打，甚至被關在狗籠。他們的背景就沒有那種經驗跟技巧，可以知道處理事情不是只能用暴力。這些人帶著創傷長大，進入他自己新的家庭後，製造新的創傷出來，就是『暴力代間傳遞』，他成長過程中看到他爸爸如何當爸爸，他就變成那樣的爸爸。也有些人是不想成為他爸爸的樣貌，但不知道為什麼就發展成他爸爸的樣貌。」

沒有減壓閥，沒有安全閥。壓力持續衝高。

我媽媽有三段婚姻。她第一段婚姻生了我姊，因為前夫家暴離婚。當時我外婆認為女人一定要有個依靠，我媽被迫再婚，可是第二任丈夫也家暴，打了我姊，為了保護我姊，我媽又離婚，然後認識我的生父，結婚生下我。

「那段時間真的很失控，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現年63歲的呂先生10年前出現記憶力衰退，58歲時確診早發型失智症，妻子羅小姐受訪時坦言，確診前2年最為無助，丈夫不僅常將捷運站的陌生單車牽回家而驚動警方，更出現嚴重的精神行為症狀（BPSD），除了情緒暴怒拋擲物品，甚至拍桌大鬧辦公室，讓全家心力交瘁。

「核能，能不能？」台灣要如何回應這個問題？連政府都反反覆覆，可能將舉行第4場全民公投—核能議題到底難在哪？是技術不成熟，還是受政黨操作？抑或其實與整體社會制度都有關係？看似「核廢有解」的芬蘭，究竟是怎麼做的？真的有解的話，為何還有人反核？去年秋天，一群台灣青年與家長飛了8千多公里來到芬蘭，走進世界上第一座建成、且已完成試運轉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安克羅（Onkalo）。

我們乘坐的巴士行駛在芬蘭西岸的林間小路上，一路是高聳的樹林，偶爾閃過溪流與小橋，還有隱約從樹叢中探出頭的小鹿。我貼著車窗往外看，內心的翻騰與眼前的幽靜，形成強烈對比。

芬蘭學界對這個「核廢奇蹟」的批評其實不少。長期研究芬蘭核廢治理的學者群（Kojo、Litmanen、Lehtonen 等人）指出，公民參與長期低落，被評為徒具形式，且環評聽證僅具諮詢性質、參與者寥寥，議題框架早已鎖死在「深地質處置」這個唯一選項上；即使在埃烏拉約基當地，民意也長期兩極，2012年調查結果約4成2支持、3成6反對；而那個從未被動用的否決權，反過來讓在地反對運動失去了著力點。2023年出版的《放射性廢棄物治理的未來》，把分析芬蘭的一節，直接命名為「核廢決策中薄弱的社會納入」；學者們提醒，芬蘭社會對國家與專家近乎信仰的信任，和「工程師國度」的自我敘事，讓核廢議題被徹底去政治化—批判的聲音不是被壓制，而是很難長出來。

進入中低階核廢料儲存區之前，導覽員請我們每個人戴上一個小型輻射偵測儀。他說，每位員工身上，也都配有長期記錄輻射量與健康狀況的儀器。聽完，我們一陣緊張，高喬甚至說肚子好像開始隱隱作痛，一度懷疑是不是輻射的影響，後來才發現只是心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