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共時的星叢》東京觀展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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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共時的星叢》,被藝術評論家中村剛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也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攝影/徐淑卿 圖/陳克宇)
正在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共時的星叢》,被藝術評論家中村剛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也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攝影/徐淑卿 圖/陳克宇)
文|徐淑卿

知道《共時的星叢》今年9月將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展覽時,我就決定為此去一趟東京。一方面,既然關心台灣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展覽可說是面向世界的第一線。其次,我有雙重好奇。既好奇台灣策展人黃亞歷如何向日本觀眾,呈現屬於台灣以及個人的視角;同時也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

展覽源自2015年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影片以1930年代成立於台南的「風車詩社」為主題,呈現一個未必有很多人知曉的台灣。當時台灣透過日本的轉譯,與發端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以及其他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共振,這樣的共振也許如星星之間的距離那樣,有著時差,看見時已將消失,或是看見時已經不同,但這樣的振動,也足以讓遠處的蝴蝶展翅。

更重要的是,這不是法國影響日本,日本影響台灣的單一取徑,而是一旦開始,變化就隨之而來。台灣在多重折射的影響下,又展現出哪些屬於台灣獨特的色彩?

2020年人山人海的展覽《不朽的青春》,副標是「臺灣美術再發現」。這是一個如同為台灣前輩藝術家集體安魂的儀式,在多年的文化斷裂與掩埋中,讓年輕的台灣觀眾重新認識台灣美術的發展歷程,以及日本藝術家在台灣留下的痕跡。

不過,或許重要的意義不僅是重新出土,同時也是校正位置。也就是當我們把台灣的位置從大陸邊陲,回放到世界航線的交匯處時,曾經被掩藏的台灣與世界的交流網絡,就會再次浮現。文化的航線也是如此。

也因此,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的同時,我心裡也排斥著一種目光。雖然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日本將現代化帶到台灣,但不希望日本觀眾只看到昔日日本施加於殖民地的影響,而看不到,即便如此,台灣也有其文化的主體性。

不過,置身位於清澄白河的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我的顧慮一開始就煙消雲散。入口處菱形鏡面浮現創作者的影像,當你移動位置時,你可以看到浮出的人像,或者影像消失殘留的黑暗,你也會看到自己,自己也時而清晰或隨著走動而扭曲。

換言之,這裡不會只有一種目光,不會只有一種敘事。近200件從台灣各美術館博物館帶來的藝術品,500餘件資料文獻,還有100件日本美術館提供的作品,在六個主題與相應的空間設計上,讓人不僅看到當時的藝術家創作了什麼,同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心靈所朝向的世界,那裡似乎殘存畫面之外視角的餘光。

展場的設計,彷彿一再提醒我們餘光的存在。當我們看著一幅作品,或者幾幅作品彼此的關係時,我們也會不經意瞥見,他處鏡面倒映其他作品,也因此我們知道,自己身處的只是一縷視線所及的局部,或發現自己的身體隨鏡面而變化。

這些讓我們猜測,或許策展的意圖,固然呈現一種時代的樣貌,以及時代對創作的影響。但這個樣貌框架了星叢的共時,卻無意框架星叢之間的折射,以及不同折射所變換的各種目光與詮釋。

展覽的六個主題分別是:1.翻譯與創造之間;2.包裹在幻想中的都市;3.超現實主義的時差;4.何謂故鄉、何謂自我;5.由誰而畫、為誰而畫;6.白色長夜。

主持藝術部落格「青い日記帳」的評論家中村剛士認為,這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他說,這是日本有史以來首次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這些收藏和資料因為散居各處,要一次看到並不容易。「而且這並非單純的名品展,是將作品背後的人們,他們的移動、交流,乃至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一同呈現在眼前。首先,這個機會本身就極不尋常。」

一位署名なかた的出版社網路媒體記者,他在note網站發表的觀後感,則回答了我對於日本觀眾怎麼看這個展的疑問。

之前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看坂本龍一展時,同時看了另一個展覽,其中有些作品是拍攝今日中國東北昔日滿洲國的一些建築遺址。而與《共時的星叢》同時展出的則是日本藝術家多田美波的作品,她在戰前出生於台灣高雄,而後移居現在韓國首爾,戰後才回到日本長期居住。這些巧合讓我感覺始終存在一種策展角度,就是日本與前殖民地的關係。

なかた在文章開始便說,過去曾看過包括橫濱美術館的「因為總是在身邊:日本與韓國,藝術的80年」,以及福岡亞洲美術館的「亞洲美術漫步指南」等,似乎近年重新探問日本與亞洲各國關係與歷史的展覽越來越多。

對於這類展覽,他始終留意一個問題:「日本在定位亞洲美術或他者時,往往會強行將其收束於源自西方的衡量尺度,或雙邊關係的框架之中。」

而在《共時的星叢》展覽,他卻看到一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將曾經受到殖民統治的歷史,連同日本與西方這些衡量尺度,一併加以相對化。它不落入「日本的影響如何如何」或「受害的歷史如何如何」這類固定論述,也不以日本或西方作為具有特權的衡量標準。

比如,第五個主題「由誰而畫、為誰而畫」,討論的是走向戰爭的日本,如何將台灣美術與文學納入戰時體制,創作者也不得不配合國策的處境。なかた說,這些作品被放置在以黑色隔板區隔,連觀看順序也不明確的空間裡,是否意在使時間順序失效,也不明示一種評斷加害與受害、影響與被影響的觀看目光呢?

這些展示安排,讓他深有所感。因為展覽在觸及劇烈社會變動的影響之際,也如實呈現這些影響的顯現方式絕非整齊劃一。每位創作者的矛盾掙扎,曲折心境,以及靈活而堅韌的接受與轉化,都呈現在眼前,沒有被刻意抹平差異。

令人意外,也令人格外動容的是,なかた從展覽的表現樣態,看到與台灣一路走來的歷程是相互共鳴的。

他說,最終台灣成為亞洲屈指可數的成熟民主國家。例如率先在亞洲承認同性婚姻。支撐這一發展的,是不再將歐美中心主義與漢族中心主義作為唯一基準,平等承認多樣文化根源的多元文化共存理念,也是對多樣認同的重新建構,使其不被收束進單一敘事。不依照單一順序排列,也不按國籍歸類作品的展牆,可說正呈現了這種思考方式。這種貫穿台灣這個國家的思考方式,也構成了這場在「日本」介紹「台灣美術」的展覽的根基。

或許,なかた的詮釋,未必是策展人的想法,但展覽本來就可能衍生不同的思考。

另一位觀展後同樣在note發表文章的作者りょうすけ,他看展的方式是走一圈之後,回頭在每個單元中找兩個作品,從它們的差異來了解主題。例如第一個主題,他想將陳澄波《嘉義公園一景》和呂基正的《商品櫥窗》放在一起,公園中的動物園與商品櫥窗都是都市新出現的場景,但一幅作品中有背對觀者的人物,另一幅作品中的商店則是空無一人,當兩幅畫並置,他看到的是人物有無所顯現的差別。

而在「白色長夜」這1945年後,台灣逐漸走向白色恐怖統治的主題。作者挑選了兩幅畫,分別是李石樵《田園樂》,與同樣是創作於1946年麻生豐的《戰後廢墟熱鬧風景2》。他認為前者雖名為「樂」,但畫中沒有一個人物的表情是明亮的,而後者雖然身處殘破的廢墟,神情卻更為開朗。

在這兩幅畫之外,他特別挑選黃榮燦的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他說,首先吸引目光的是,士兵與民眾的鎮定程度完全不同。卡車上的士兵若無其事,下方的民眾則驚慌失措。卡車上下,彷彿分屬不同的世界。他也留意到,這個作品與《田園樂》創作時間只差一年。

而作為台灣觀眾的我,雖然遠道而來,心存希望台灣的創作被放在世界的脈絡中被日本觀眾看到的期待,但在現場更真實的卻是流連於一個個美的瞬間,包括展場也如同藝術的裝置。我最喜歡的是第三個主題「超現實主義的時差」這個展間,像是三岸好太郎的作品《飛渡海洋的蝴蝶》,這幅畫的靈感來自安西冬衛的短詩:「一隻蝴蝶飛渡韃靼海峽」,這時我彷彿也感受到一種共時,略微了解風車詩社所追尋的,可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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