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泰釗鏡文學專訪2／花錢念大學就要「念到飽」 邢泰釗搭計程車趕場旁聽各校法律系名師課程
愛上閱讀後，邢泰釗不只培養出好奇心，還做出了違背眾人期待的決定。
1970年代，南部學生缺乏學習英文的環境，升學要靠數學爭取機會。當時成績好的男生大多讀理工組，邢泰釗的數學成績不錯，卻選擇念法商。
「不要說我父親，連同學都擔心，甚至覺得我有些可憐。怎麼跑去念社會組？以後可能窮困潦倒。」
但他看見班上真正有物理天分的同學，知道自己再怎麼努力也很難超越。「如果去念工科，將來可能只是個二流工程師；不如走自己喜歡的路。」那時的他甚至有些文學式的浪漫想像：「潦倒了，就看看《聊齋》，淒苦一點也不錯。」
後來他考進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也就是今日臺北大學法律系的前身。當時律師高考錄取的名額很少，曾有一年只錄取不到十人；臺灣前途未卜，社會對兩岸戰爭仍有恐懼，家境較好的學生往往準備英文、出國留學，到了美國便不再回來。相較之下，法律只適用於本地制度，來念的多半是中南部學生。
來到臺北，他才真正感受到南北差距。北部學生更早規劃好人生路，南部學生連世界怎麼運作，都還在摸索。
「離家以後，分分秒秒都是錢。吃飯要錢，搭車要錢，住人家的鐵皮屋也要錢。時間就是成本，所以我們可能比較用功。既然花了這麼大的代價來，總不能什麼都沒有學到。」
中興法商的課不能滿足他，他開始打聽臺北各校有哪些名師。臺大、政大、東吳、輔仁，他都旁聽過。「既然來這裡念書，當然就要學最好的、聽最好的。我幹嘛被綁在一間教室？」
偏偏中興法商點名嚴格。曠課到一定時數，該科就要掛零，兩科零分就不能畢業。有些老師習慣下課前點名，邢泰釗和幾名同學摸清規律，先到外校聽課，算準時間，再一起搭計程車趕回。
「那時候計程車還算便宜，一個人出十塊，趕回來點名。後來我看到，當年一起湊錢、坐計程車的那幾個，發展都不錯。」
他尤其常去臺大旁聽。當時日間部一大早來上課的人不多，班代表看見有人願意來聽課，還招呼他們坐到第一排。洪遜欣、韓忠謨、王澤鑑等名師都在臺大授課，「為什麼是名師？名在什麼地方？」他不只聽課，也觀察不同學校、師生的風氣。
有些女同學的筆記又快又好，字跡工整，像印好的書，他鼓起勇氣借來影印，沒想到對方大方交給他。
「我問什麼時候要還，她說隔天再給她就好，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問。我那時候覺得，臺大學生真有度量，因為有自信。」
大學四年，他幾乎都在各校旁聽。服完海軍預備軍官役、考上法律研究所後，他又繼續聽了一、兩年。前後五、六年間，他在臺北「周遊列國」。課堂之外，他也讀《論語》、《戰國策》、《文心雕龍》等國學經典。「當時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愛讀。可是事後回想，對我影響最深的，反而是這些。」
古書文字精煉，特別令他著迷。邢泰釗曾看過一名日本人在中國長住二十幾年，接受電視台訪問，說感觸最深的便是讀到《論語》，並當場用日語讀了一段：「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孔子退朝回來，人家說馬廄燒起來了，他先問人有沒有受傷，沒有問馬。「比如說你開一部保時捷，車子撞到了，很多人下來先看車怎麼樣，才看人。一場火災下來，孔子是先問人命，不看財物。這麼一件事情，十二個字便寫完了。」
馬在當時被視為財物，也許不能怪孔子，因為今日的臺灣，即使是家中寵物在法律上仍被視為財物。不過對於邢泰釗來說，儒家擅長化繁為簡、微言大義，又主張「物有本末、知所先後」，這些都帶給他深刻的影響。
檢察官雖靠法律入行，但到了工作現場，大部分在做的卻是「認定事實」。邢泰釗說，「尤其一審法官、檢察官的工作，八、九成都是查明事實。法律只占一、二成。」
查明事實，需要對金錢、職業、人情和地方社會有所了解。他說，「一個社會線記者來當檢察官，說不定比一個初出茅廬的法律系畢業生做得更好。記者經驗多、資料多、眼線多，可以諮詢的管道也多。只拿一本六法全書，對辦案幫助有限。」
邢泰釗剛畢業，被分發到彰化地檢署，第一天報到就碰到一件命案：1987年，員林一名媳婦教唆兒子與同學殺害公公。死者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名下有上億元不動產，家族龐大。
「到了現場，訓練所教過什麼，幾乎都想不起來。教得愈複雜，臨場愈不可能照本宣科。」
他初到彰化，雖會講臺語，訊問時仍不夠精準。嫌疑人一概否認，死者周遭親友和關係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否認以後，你要怎麼繼續談、突破人家心防，才是真正的考驗。」
面對龐大財產，警方最初懷疑命案與竊盜或財務糾紛有關。眾人反覆推敲、討論，反而一度迷失方向；最後，邢泰釗回到最初的直覺，沿著大家族遺產的分配追查，才找到突破口。
「有時反覆深思、與人討論後的方向，反而不對，這時候就要回到直覺。」多年後回看，他說所謂直覺也並不神祕，其實就是大量閱讀、觀察，累積人生經驗後，現場形成的反應。
然而，留在心中最久的，往往不是順利破獲的大案，而是沒有找到兇手的案件。
1995年，臺北夜店文化方興未艾。一名二十歲的女學生從臺中北上租屋打工，一邊學英文，一邊存錢準備出國。一天夜裡，她在夜店搭計程車返家時，遭人嚴重毆打、侵害，身體以棉被包裹，由計程車載到臺北市撫遠街路橋下棄屍。
邢泰釗到現場相驗，遺體面目全非，法醫根據外觀初步研判，誤判死者為三十歲，且曾經生育。解剖後不久，死者的母親從臺中跑到臺北陳情，在臺北地檢署五樓，手上拿著數本雜誌哭訴，上頭不僅刊出了女兒的遺體照片，還把她寫成不檢點的女孩。案件沒有偵破，死者的隱私卻外流了。邢泰釗至今記得那哭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