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蠅草的盛宴——中共「強制恢復國籍」的荒誕與冷酷

李志銘／作家

冷戰時期的卡夫卡式寓言，常將權力描繪為無名且無所不在的巨大陰影；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國家機器對個體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的剝奪，其手法已轉化得更為技術化、制度化，甚至帶有一種近乎冷酷的法律形式主義色彩。

近期在網路社群與海外華人圈廣為流傳的一起極具警示意味的案例：一名在華語圈生活多年、後移居日本13年的華裔企業家，名下經營著7家企業、僱用數十名員工，累積了高達8千萬人民幣的個人資產。他在7月初帶領一家5口回中國探親，原以為這不過是一趟再尋常不過的歸鄉之行，卻在7月下旬準備搭機返日的前5分鐘，於登機口前被突如其來的強權攔下。

隨之而來的，是長達7天不眠不休的分開審訊與精神折磨。在被關押於「小黑屋」的過程當中，執法人員以將其幼子送往偏遠地區福利院等恐嚇手段，強迫這位早已取得日本國籍的華裔人士在攝影機鏡頭前，口述並錄下「本人志願放棄日本國籍、恢復中國國籍」的誓詞。幾天後，他收到了一張強迫恢復國籍的證明文件，其名下的銀行帳戶、微信支付與支付寶隨即遭到全面凍結；當他嘗試前往公安機關尋求救濟時，得到的回覆竟是被列入邊控名單——直至2036年以前，他都被禁止離開這片土地。

這個看似荒誕的個案，並非單純的偶發暴力，而是中共近年來將國家主權作為強制工具、向外延伸管轄權的極致體現。在現代法治國家的理解中，「國籍」是個體與特定國家建立法律關係與享受領事保護的基石；然而在極權政體的權利邏輯裡，「中國國籍」卻彷彿一道永難解開的枷鎖——當你需要被收割財產、或者需要被納入司法懲罰的範疇時，當局隨時可以透過行政力量「幫你恢復國籍」。這種藉由宣稱國籍管轄來阻絕外國使領館領事保護的作法，實質上將國籍轉化為一種剝奪個人資產與人身自由的合法化工具。

從桂民海到富察：被延伸的審查邊界與消失的法律保護傘

若以為上述案例僅是無從查證的網路傳聞，我們不妨回顧歷史上已被記錄、且發生的真實判例。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具備瑞典國籍的桂民海在泰國失蹤，隨後出現在電視畫面上「認罪」；2018年，即便在兩名瑞典外交官的隨同與護送下，桂民海依然在火車上被便衣人員強行帶走。隨後，中國官方發布了一項令國際外交圈震驚的聲明：宣稱桂民海已「自願申請恢復中國國籍」。一夕之間，瑞典領事探視的合法性被全然切斷，桂民海隨後被以「非法提供情報」判刑10年，徹底淪為無法享受外國領事保護的囚徒。

將視線轉回台灣，相同的法律治理黑洞正以另一種形式籠罩在台灣民眾的身旁。曾為台灣出版界帶來豐富多元亞細亞視野、出版大量人文歷史書籍的「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本名李延賀），於2023年3月赴中探親時遭到上海國安單位秘密拘捕。隨後他被當局依「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即便他在2025年5月已服滿主刑出獄，卻因仍須執行為期一年的「剝奪政治權利」附加刑，目前依然被限制出境、滯留於中國大陸，無法回到他在台灣的家與事業。

富察案的指標性意義在於，他在台灣合法從事文化出版、傳播知識的思想活動，竟被當局跨越海峽認定為觸犯其國內法中的國安罪名。而所謂的「剝奪政治權利」附加刑，則被異化為一種變相的「無限期邊控手段」，使人在刑滿之後依然處於無法歸鄉的懸空狀態。

這種人身自由與法律風險的急劇升溫，並非僅限於少數文化菁英或政治敏感人物。根據台灣官方（陸委會）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僅從2024年起至2026年7月下旬為止，台灣民眾赴中國大陸遭遇失聯、留置盤查或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累計已高達402人。其中包含通報失聯154人、遭留置盤查32人，以及遭關押或限制人身自由216人。這些數據背後，涵蓋了電信詐騙、一般刑事案件、宗教活動交流，乃至於在旅遊過程中因拍攝風景、或在飯店遭隨機抽查手機內容而觸犯當局敏感神經的普通民眾。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件事：在那片土地上，安全的邊界早已變得極其模糊且不可預測。

在預設的國家框架下：台灣民眾赴陸的法治懸崖與風險反思

對於台灣民眾而言，理解這套權利機制的危險性尤為關鍵。許多人在看待海外華人「被恢復國籍」的噩夢時，或許仍抱持著一種僥倖心態，以為只要自己持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或者不在公開場合談論敏感政治話題，便能置身事外。然而，從中共的法律架構來看，台灣人的處境其實處於一種更為脆弱的「法治懸崖」。

在中共的法律預設中，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與中華民國主權的存在。台灣民眾在進入中國大陸的那一刻起，在當局的行政與法律邏輯裡，直接被認定為「中國公民」。這意味著，台灣人甚至不需要經過任何「恢復國籍」的行政手續，當局在法律上早已預設對你擁有完全的管轄權。一旦執法機關決定對你進行留置、調查或限制出境，當局只要發放一張大陸身分證、居住證，或是直接依據其國內法進行邊控，台灣政府便幾乎無法透過常規的國際法機制或領事管道提供實質救援。

這正如同一株隱匿在繁花盛景背後的捕蠅草，在葉片合攏之前，它永遠展現出香甜的姿態與無害的包容。近年來，中共當局一方面在福建、廈門等地大力推動「台青實習基地」、「兩岸農培基地」，以各種優惠補貼、創業基金乃至政策特權吸引台灣青年與技術人才前往深耕；然而另一方面，一旦個體深陷其中、辦理了相關證件或留下領取資助的紀錄，這些曾經的「優惠」隨時可能在政治風向轉變時，變成轉向脅迫個體的籌碼。

我們必須冷靜地意識到：前往中國大陸發展、旅遊或進行商務交流，其真實風險絕非取決於「我自己談不談政治」、「我是否熱愛和平」，而是取決於當法律保障缺口存在時，「如果真的出事了，是否有任何憲政制度與法律機制能夠救你」。

在面對一個極度欠缺司法獨立、且將國家安全概念無限制擴張的政權時，任何以為自己可以憑藉商業智慧或政治中立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想法，都是極其危險的賭博。在邁出通往那片土地的腳步之前，唯有拋棄對高額利益與便宜行事的幻想，深刻審視個體人身自由與法治保障的價值，我們才能在這張巨大的政治捕蠅草面前，保住個體最尊嚴的自由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