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專欄：國民黨學會了民主　卻忘記了自己

吾爾開希／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

1990年，我第一次來到台灣。那時六四才過去一年，我二十二歲，剛剛從一場以青春和理想投入、最後以鮮血結束的學生運動中逃亡出來。當時的國民黨對我，以及對我所代表的中國民主運動，給予了極大的熱情。那次台灣之行留下許多記憶，其中最深，也是三十六年後想起來仍讓我心頭暖暖的，是拜會已因中風退休在家養病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

孫院長那時身體已經不太好。知道我要來，他仍然拖著中風後不靈便的雙腿，站在門口迎接我，拉著我的手，一步一步走進客廳。我只是一個二十二歲、流亡海外不久的年輕人，他卻不像一位曾位居國家權力核心的政治人物在接見訪客，而像一位長輩迎接遠道而來的晚輩。

那天天氣很熱，坐下以後，孫院長還特別請孫夫人拿冰棒給我吃。三十六年了，我一直記得那支冰棒。孫院長的寬厚和溫暖，很快消除了我的拘謹。我感受到的不是一位政治人物在接見六四學生領袖，而是一位歷經世事的長者，在疼惜和鼓勵一個剛剛經歷巨大變故、仍然相信理想的年輕人。

孫院長願意見我，也不只是待客的厚道。他相信我們這群中國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付出值得鼓勵，相信追求民主、自由，追求一個更好的國家，是值得上一代伸手扶持的事情。所以三十六年後，我仍然銘感五內。

今天，我又讀到一篇當年替孫院長夫婦安排歐洲旅行的旅行社經理留下的第一人稱回憶。這個故事我不是第一次聽說，但從親手經辦這件事的人筆下重新讀到，我竟然熱淚盈眶。

這位經理當時受《天下雜誌》殷允芃女士委託，替孫院長夫婦安排十八天的奧地利、法國行程。辦理簽證需要存款證明，他從孫家回到辦公室後，卻接到孫夫人的電話：提出十萬元存款證明有困難，如果因此辦不了簽證，他們就考慮不去了。

一個做過六年行政院長、曾掌握巨大國家權力的人，退休以後，竟然可能因為拿不出十萬元存款證明而放棄一趟旅行。

這趟旅行還有更令人感慨的由來。孫院長早年在奈及利亞為聯合國工作，任務結束後原有機會續聘，卻因國家需要返台。途中經過法國尼斯，孫夫人望見蔚藍海岸，說希望有一天能來看看。孫院長答應她，這一生一定帶她來一次。

然後，他回到台灣，一路投入公職，這個承諾就一年一年擱了下來。等到離開公職，他卻已經中風，行動不便，積蓄也有限。後來殷允芃知道這件事，決定幫助他完成心願。《天下》出版的《孫運璿傳》非常暢銷，但孫院長簽約時已要求把自己的版稅全部捐作公益。最後，反而由出版他傳記的人幫助他完成這趟旅行，兌現多年以前對妻子的承諾。

我讀到這裡，眼睛就濕了，也立刻想起三十六年前的那支冰棒。

那個拖著不靈便的雙腿走到門口迎接一個二十二歲流亡學生的長者，那個惦記天氣炎熱、叫孫夫人拿冰棒給我吃的長者，和那個做過六年行政院長卻拿不出簽證所需存款證明、把自己傳記的版稅全部捐出去的人，是同一個人。

後來我才慢慢懂得，孫院長待人的寬厚，與他對自己的要求原本就是一件事。那不只是個人修養，而是他如何理解公共服務與權力：對人有溫度，對自己有要求，對國家有責任，對下一代有期待。

這是一種風範，一種黨格，更是一種國家情懷。

十一年前的2015年，我寫了一篇〈不懂反省已成國民黨權力結構的宿命〉，把國民黨長期獲得支持的一個原因稱為「歷史慣性」。今天重讀，我覺得這四個字說得太輕了。

那不只是慣性，而是一筆歷史儲蓄。

直到今天，許多台灣人提到孫院長、李國鼎、趙耀東，甚至蔣經國，仍然帶著感情。我們當然不需要美化威權，更不需要替國民黨曾經犯過的錯誤辯護。但批判威權，並不意味著必須否定曾經有人認真為這個國家工作，對公共事務抱持使命感，也留下實際貢獻。

我對孫院長的感念來自親身經歷；對其他人的評價則來自不同層次的歷史認識。但我因此更能理解一種真實的人心：人民記得曾經有人認真替這個國家做過事情。

孫院長一生沒有替自己存下多少財富，卻和那一代許多認真為國家工作的人一起，替國民黨存下了一筆可觀的歷史儲蓄。

今天真正值得國民黨問自己的，是還剩下多少這樣的國家情懷。

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國民黨當然進步了。它從威權體制中的統治政黨，學會接受選舉、政黨輪替，也接受人民可以用選票讓它下台。這是國民黨的進步，也是台灣民主的成就。

但是，民主化要求國民黨丟掉的是威權，不是理想；放下的是權力傲慢，不是國家抱負。

民主政治必然要爭取選票，也必然有政黨競爭。問題在於，如果民主化最後只學會了計算選票、席次與政治得失，甚至為了多取得一點權力，便不再追問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那不是民主成熟，而是把政治縮小成權力分配。

我今天在國民黨身上看到的，正是這種令人不安的縮小。

國家情懷少了，政黨利益大了；對權力的自我節制少了，對權力的斤斤計較多了。為了選票，可以變得自私、狹隘；為了政黨攻防，可以讓仇恨與暴戾取代理性與分寸；為了打倒政治對手，甚至忘了權力有界限，政治有底線，政黨也必須有價值。

這正是孫院長的故事在今天格外令人感慨的地方。

我懷念的不是威權年代，而是一個掌握過巨大權力的人，知道權力不是拿來滿足自己的；一個把自己放得很小、把國家放得很大的人。民主化以後的政治人物權力受到更多制衡，本來應該更懂得權力的界限，而不是把民主理解成只要有票、有席次，就什麼都可以做。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國民黨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

國民黨不必變成民進黨，也完全可以主張兩岸交流、批評民進黨的中國政策。但一個經過民主化的政黨，與一個共產極權政權之間，應該存在清楚而不能交易的價值界線。

今天所謂反共，當然不再是「反攻大陸」的冷戰口號，而是一個民主政黨對極權的拒絕，是對人民選擇政府、表達意見與追求自由權利的堅持。民主化要求國民黨拋棄的是自己的威權，不是對極權的警惕；要求它接受的是民主，不是共產黨。

三十六年前，國民黨熱情接待我和其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正因為當年的國民黨相信，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值得支持。三十六年過去了，如果今天的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反而愈來愈小聲，我當然困惑：改變的究竟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十一年前，我擔心國民黨不懂反省。今天，我擔心的更多了一層：它是不是在學會民主政治的競爭之後，反而忘記政治除了競爭，還應該有理想、有節制、有底線，也應該有一些比政黨勝負更大的事情。

文章老了，國民黨應該進步了。但進步從來不是變得更自私、更狹隘、更善於計算。真正的進步，是丟掉歷史中應該丟掉的威權，同時把值得保存的責任、操守、國家情懷與價值堅持帶進民主時代。

如果今天仍然有台灣人民因為記得孫院長、李國鼎、趙耀東，記得前人曾認真為這個國家做過的事情，而願意對國民黨保留感情，國民黨就應該明白：這是前人替今天的國民黨存下來的歷史儲蓄，不是今天的國民黨自己掙來的。

一個政黨不能永遠只提款，不存款。

三十六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那個炎熱的台北夏天，記得孫院長拖著中風後不靈便的雙腿走到門口迎接我，也記得孫夫人從廚房拿出的那支冰棒。

我有時會想：三十六年後，會不會也有人像我今天記得孫院長一樣，記得今天某一位國民黨政治人物？不是因為他贏過多少選舉，鬥倒過多少政治對手，而是因為人們記得，這個人曾經相信一些比自己的權位、比自己政黨的勝負更大的事情。

國民黨不需要變成民進黨，才能重新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它需要的，是重新變回那個值得台灣人民支持的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