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已獲許東爀授權）
因此，筆者在此向所有台媒朋友發出最誠摯的呼籲：請務必親自蒞臨韓國，自由地採訪這場與選舉民主息息相關的示威活動。根據現場的親身觀察，只要表明來自台灣，佩戴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或「I am Taiwanese」徽章，往往會受到民眾的理解與歡迎，而非排斥。
選民對中選會的不信任感
第三個關鍵因素，是選民對中選會日益嚴重的不信任。
首先，從2020年開始，部分保守派在野黨的支持者就持續主張「不正選舉」。即使不論這些持續性的指控，中選會自身也在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發生將投票用紙裝在「竹籃」裡搬運，甚至將已投過的選票再次發給選民的重大失誤。
緊接著，2023年國家情報院（NIS）的調查發現，中選會曾數次遭到北韓駭客的攻擊。儘管國家情報院曾試圖進行改善，但中選會以「憲法上與行政機關分離的獨立機構」為由，拒絕了國家情報院的協助。
同樣在2023年，中選會又爆發職員親屬不正錄用爭議。例如，設立名為「選舉歷史博物館」的組織後，讓職員子女進入相關單位工作，並額外安排部分人員赴海外出差。此外，中選會內部也發生金錢糾紛等問題。監察院試圖展開調查，但中選會再次以「獨立機構」為由拒絕接受監察，因此遭到外界批評「中選會是家族企業嗎？」
選前職員休假問題
更為蹊蹺的是，在每逢各種選舉臨近之際，中選會職員的休假人數便出現急劇增加。例如，此次選舉前的4月1日，休假職員多達176人，是近十年來的第二高紀錄。
韓國社會對於選舉曾有過巨大的創傷。1960年的總統選舉，為使執政黨自由黨副總統候選人當選，政府主導了大規模的選舉舞弊，包括調包投票箱，這直接引發了「四月革命」，最終導致無投票當選的總統李承晚辭職並流亡夏威夷，副總統候選人李起鵬被長男槍決。當時負責選舉的崔仁圭內務部長及郭永周總統警務官等七人被判處死刑。這些嚴厲的懲處，在韓國社會留下了深刻烙印，此後雖然韓國選舉仍出現買票等問題，但直到最近為止，並未發生重大選舉糾紛。因此，在蠶室示威現場經常看到「責任者死刑」的訴求，其根源正是來自於此。
中選會是在「四月革命」的結果下，於1963年作為憲法上的獨立機構成立，旨在取代內務部負責選舉事務。中選會長由9名委員互選產生，委員則分別由總統、大法院長、國會各提名3名。按慣例，委員長由大法院長提名的現任大法官之一出任。
此次事件後辭職的委員長盧泰嶽，是2022年由當時的大法院長金命洙提名，本身是現任大法官（並非前總統尹錫悅提名）。然而，歷任中選會長因同時兼任大法官，一直面臨「未專心於選舉業務」的批評。此外，許多現任法官兼任中選會職務，也被指出是導致選舉相關訴訟中，不斷出現有利於中選會判決的原因之一。
忽視過程的文化影響
最後，必須說明這些問題背後更深層的根源。
韓國社會中，一種對「結果至上」的根深柢固的思維模式，不單單體現在政府機構的選務問題上，更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
這一點，台灣人到韓國旅行後很快就能感受到。無論是在首爾或釜山搭乘計程車時遇到司機的粗暴駕駛，還是租車上路後發現不少車輛不遵守車道規範；搭乘地鐵或公車時，也經常可以看到民眾不排隊等候。這些現象都反映出社會對「過程」的相對輕忽。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媒體產業。未經授權抄襲他人報導、未取得受訪者同意便公開特定發言等違反新聞倫理的行為並不少見。
在教育領域亦然。學校教育長期偏重知識的單向灌輸，卻相對缺乏討論與邏輯思辨訓練，導致許多學生更重視結果與目標的達成，而忽略達成目標過程本身的重要性。
對於這種現象，被視為理解韓國社會重要讀物之一的《韓國是一個哲學》（小倉紀藏著，講談社，2011）提出了一種解釋。作者認為，韓國自古以來深受朱子學影響，韓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始終不斷追求理想與目標的實現。
作為朱子學的發源地，中國早已在明代視其為難以實踐的思想而逐漸揚棄，然而，韓國社會至今仍將「理想（目標）的實現」置於極高位置，甚至到了宗教般的狂熱程度。這種對目標的極致追求，成為了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本動因。
災難頻傳的社會氛圍：輕視過程的代價
不幸的是，這種對過程的漠視，也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許多重大的社會災難。韓國時常發生的橋樑坍塌、工廠爆炸等事故，其潛在原因往往指向了過度執著於追求目標，而忽略了實施過程中每一個細節的風險評估與安全把關。此次投票風波引發的選務混亂，很可能也是因為部分執行者心態上認為「只要完成開票，選舉就算結束」，而低估了精確、公正執行每一個環節的必要性。
這種「過程不重要」的觀念，在韓國年長輩之間尤其顯著，也加劇了年輕世代對現有體制的質疑。示威現場年輕人所高舉的「公正與參政權受到侵害」的訴求，不僅是對具體選務失誤的抗議，更是一次對韓國社會長期以來積累的價值觀失衡的反彈。
對於年輕世代所訴求的「重新選舉」，法律上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存在一定的複雜性。金素延律師表示，根據《公職選舉法》第224條關於選舉訴訟的規定，通常須由落選候選人或政黨提出申請，並在審判過程中證明相關違法情事與選舉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因此透過此一途徑實現重新選舉，往往需要經歷漫長的法律程序。
然而，另一種可能途徑是依據《公職選舉法》第12條所規定的「職權取消」機制。也就是說，若上級選舉管理機關認定下級機關作出的處分違法或不當，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其決定。換言之，如果中選會自行承認選舉管理上的違法行為（例如投票紙不足），並主動取消選舉，則無需透過法院訴訟，便可直接啟動重新選舉。
此外，為了平息選民的不滿，也可以考慮由國會通過適用的「重新選舉實施特別措施法」，其中便可以納入借鑒「台灣式手工計票方式」的具體內容，來規劃未來的選舉操作。
最後，有必要對部分媒體的片面報導提出嚴正的批判。一名自稱駐韓台灣特派員的自由記者，其於《聯合報》6月7日刊登的分析文章，不僅未經實地考察，便將抗議行動定調為「極右派」與「反中煽動」所致。此種說法，與筆者在現場的觀察全然不符，現場並未見有組織性的反中情緒。
該名自由記者過去的報導模式，常被批評為鸚鵡學舌般重複特定政治派別的論調，例如在世越號沉沒事故、梨泰院踩踏事故等議題上，他長期採納進步派陣營的相關論述，主張相關政治責任應由時任總統承擔。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此次選舉爭議期間，他曾透過臉書發文表示「現在來南韓採訪不如不要花錢來」、「主張選舉舞弊的極右派一定會趁勢而起，可能存在危險性」，並建議台媒不要派員前往採訪。
然而，筆者在現場觀察發現，實際情況與其描述存在明顯落差。部分台媒不僅順利完成採訪，也獲得不少示威群眾的友善對待。至於他提出的「聽到捧台灣就高潮」等評論，則被部分人士批評過度忽視現場民眾對台灣民主制度與自由價值的正面評價。
因此，筆者在此向所有台媒朋友發出最誠摯的呼籲：請務必親自蒞臨韓國，自由地採訪這場與選舉民主息息相關的示威活動。根據現場的親身觀察，只要表明來自台灣，佩戴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或「I am Taiwanese」徽章，往往會受到民眾的理解與歡迎，而非排斥。
期待有更多的台媒能夠深入現場，讓韓國親身感受台灣所珍視的自由價值，同時也將韓國人民對於自由與公正的熱切期盼，真實而準確地傳達給台灣社會。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