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ㄧ場中共政權對香港靈魂的政治審判

逸中／香港居民、利物浦足球迷

在法庭的被告欄內，一位古稀老人靜靜地坐着，他的神情沉穩，帶着一股近乎平靜的尊嚴。法官宣讀刑期的那一刻，香港社會充滿壓抑的嘆息。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審判，而是一場赤色政權對良知、對信念、對香港靈魂的政治審判。黎智英，一個妥妥的「政治犯」，在後國安時代的香港被重判入獄。

對支持自由的香港人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宗刑事案件，更是一場本土歷史的悲劇 — 一個曾經以自由聞名的城市，如今政權竟以法律為名，消滅那些相信仰自由的人。

自由之城的記憶在我輩的集體記憶裡，「自由」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從開埠以來，這座城市吸納了無數逃離極權、戰火與壓迫的人，大家在這片土地上重新開始，在英國人帶來的法制基楚上，建立起一個追求法治、公義、新聞自由與個人尊嚴的社會。香港的成功，從來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數代人用勇氣與毅力共同營建的成果。即使在動盪的年代，甚至九七主權移交前的憂慮歲月，以至近年反修例運動中，香港人仍普遍相信，一個公平公開的制度與自由的思想空間，才是這座城的根基。因此，當一位以媒體之力捍衛言論自由、並公開表達異議的市民因政治原因被重判，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赤色政治意志對香港文明法治精神根基的一次踐踏。

法律的意義，在於維護社會的正當秩序與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然而，在後國安時代的體制之下，法律被轉化為政治的工具，它成了壓制異見的武器。黎智英被判刑的理據，官方稱之為「危害國家安全」，但他的「罪行」，其實只是堅持說出真話、堅持出版報紙、堅持批評權力而已。這樣的「罪行」是荒謬的。它讓人想起歷史上那些以「穩定」為名懲罰思考者的年代。蘇聯的異見作家、南非的自由鬥士、台灣威權時代的死難者，甚至古希臘被迫喝毒酒的蘇格拉底。當權者總能以法律的形式包裝其壓制異見的手段，而歷史則一次次見證，真正的罪從不是異見者，而是那些害怕真理的人。

香港精神的哀傷黎智英的遭遇，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結束。曾經相信「自由無價」的香港社會，如今似乎被政治現實碾壓得支離破碎。許多人選擇沉默、離開或遺忘，而少數仍願直言的人，承受着越來越沉重的代價。然而，香港人的自由信念，從來不是由制度賦予，而是源自心靈的自覺。無論是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街頭的普通市民，還是今日被囚禁的媒體人，這股自由的靈魂仍然存在，只是被壓抑、被迫轉為沉默的形態而已。

哀傷的不僅是黎智英的結局，更是整個社會對公義的瀕死。當公眾不再敢為不義憤怒，當「做個聽話的人」成為自保的智慧時，這座城市的靈魂便開始流血。自由的消逝，往往不是被暴力奪走，而是被恐懼與冷淡吞噬。歷史的見證或許殘酷，但它從未失憶。羅馬帝國的暴政未能抹殺基督徒的信仰，鐵幕也沒能阻止東歐人民對自由的渴望。權力可以摧毀傳媒、封殺聲音、囚禁身體，卻無法囚禁思想與記憶。黎智英的審判，最終會被後人記錄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 見證極權如何假借「安全」之名壓制自由，見證一位傳媒人如何以沉默成為抗議，以牢獄之災顯示忠於信念。正如他多次說過：若要為自由付出代價，他已準備好一切。

對香港人而言，也許最大的悲哀還不是失去過去擁有的自由，而是社會被強行刪除對自由的信仰。但願這份哀傷，能轉化為下一代的覺醒，讓人們記得，自由並非口號，而是需要以勇氣與痛苦去守護的價值。黎智英被囚禁的，不僅是一個人，而是整個時代的良知。然而，只要仍有人願意說出「這是不義的」，自由之火便未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