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棘的冠冕：艾未未在自由西方「講好中國故事」（2之1）

張理晨／文藝工作者

「敵人的手　給我們戴上荊棘的冠冕」——艾青，〈笑〉，1937

藝術家艾未未，1957年生於北京，是文革期間，遭受政治迫害的左派愛國詩人艾青之子。自1993年起，因父親重病，從美國返回中國，開始在中國從事藝術創作，常因政治審查遭受打壓。2011年，位於上海的工作室被強拆。同年，在離開中國前往當時尚保有一國兩制的香港時，於北京國際機場遭無預警逮補，被沒收護照，秘密監禁了八十一天，引發西方主要大國領導人與歐盟的政治代表、多間西方知名美術館以及國際人權組織，接連提出「釋放艾未未（Release Ai Weiwei）」的政治訴求。藝術家艾未未在國際政壇上造成的轟動，在當代世界藝術史中，前所未見。2015年，當他拿回被中共沒收的護照的當下，立即被中共驅逐出境。自此，艾未未居住在德國及其他西歐國家。2018年，在北京的工作室被強拆。除了高齡母親，艾未未在中國幾乎已毫無牽掛。

2026年1月11日，德國的《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刊登了資深媒體人蘇珊娜·雷茨（Susanne Lenz）與流亡西方世界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以電子郵件進行訪談的文稿，標題略為聳動：〈艾未未睽違十年訪中：「在德國生活讓人感到處處受限且處境艱困」〉 。1月14日，《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的中文版，發布了一篇以集體筆名「德聞（dw_chinese）」撰寫的新聞稿〈艾未未：中國護照是我的「胎記」〉 。全文不僅拼湊、節錄自雷茨於《柏林日報》發表的文稿，而且在《德國之聲》德文版和英文版，皆未刊登。

合理推測，這篇不敢具名的抄襲文章，是寫給那些不懂德文的華人閱讀並轉發的。它就是名副其實的「大內宣」：在西方生活了十年後，異議藝術家艾未未竟然體認到：世上只有中國好，全球只有中國最有人情味兒。更進一步推測，艾未未在訪談中，對於在德國生活的不滿以及對於這趟返家之旅的讚美，很有可能是他攜兒返中探望高齡母親，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他的母親留在中國，成為中共政權跨國操控他的人質，也就是中共實施長臂管轄的政治工具。比較他過去幾年的訪談，可以得知他很想念母親，但擔憂返家的政治風險。2025年12月26日，《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了一篇艾未未的訪談。他在訪談中直言，返中之旅是因為「母親想要我回中國看看她。」 2023年，接受《泰晤士報》（The Times）訪談時表示，他「非常想念母親，每天通話並考慮冒險回去探望她，但中國的一切限制越來越緊縮，她要我別回去。 」2020年，接受《泰晤士報》訪談時表示，當他被秘密監禁時，守衛恐嚇他將被監禁十年，「即使最終被釋放，我兩歲的兒子也不會認得我是誰。我明瞭了，中共當局對個人能殘酷到什麼程度。」 提及母親時，則說：「她已經87歲了，處於生命的最後幾年。她每天都和我通話，要我『千萬別回來』。」

1993年，艾未未為了重病的父親，離美返中；2025年，為了攜兒探望高齡母親，再度從自由西方赴中短遊三週。親情和家族認同，就是中共迫使在西方成功發展藝術事業的艾未未，不得不屈服的施力點。艾未未雖身處自由西方，卻在訪談中，配合中共進行大外宣。這些發表在西方媒體的訪談，又被中共再次利用，改寫成大內宣。艾未未的國際影響力，使得他成為中共製造大外宣與大內宣的匯聚點。

流亡西方的藝術家艾未未，到底針對西方世界，批評了什麼？足以稱之為具建設性的批評，或是具有流亡藝術家獨特視角的見解嗎？或者只是蜜月期過後的慣性牢騷？他對德國的不滿，到底是什麼層面的不滿？他在訪談中顯露出的價值取向，是否與中共官方一致？中共扭曲的思考邏輯，如何表現在訪談中？他真的褒揚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嗎？我將引述雷茨的訪談原文，拆解「中國因素」（China's influence）如何滲透進艾未未的思想基礎，箝制他在西方世界中的言論。或是說，艾未未如何在這篇必定會刊登在德國主流大報的訪談中，自我審查，符合中共的期待──「講好中國故事」。

在「中國因素」壟罩下的艾未未

「從你向黨宣戰的那一刻起，最好就把自己當作一具屍體。」——歐威爾，《一九八四》，1949

一、否認中共的政治暴力

雷茨在第一個提問中，將艾未未在2015年離中赴歐之前，於中國從事藝術時的種種政治打壓，形容為「艱困」的經驗。這是西方世界普遍理解艾未未的方式：一個勇敢的中國異議藝術家，因政治審查遭受中共政權迫害，因此來到西方追求創作自由。艾未未卻在第一個回答中，就針對這個西方對他自2015年以來，普遍客觀的認識，予以巧妙的否定。他試圖扭轉西方對中共政權的既定看法，也一併扭轉了西方對他的認識。

他說：「我在中國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經驗。這些經驗並非只能被認定為『艱困』或『不舒適愉快』，因為我從未追求一般人所理解的『舒適愉快』的生活。」一般人想過的生活是平穩的，可以理解，身為藝術家，艾未未並不追求這種舒適愉快的生活，但也不可能讓自己的藝術事業斷送在中共手中。一如艾未未在回憶錄《千年悲歡》的自述：在中國從事藝術，作品常因為嚴苛的政治審查而被查封、撤展、除名，當局甚至有權隨時闖入住家審問他、闖入下榻旅館毆打他並限制行動自由。這種由國家介入，處處阻撓個人自由的經歷，雷茨形容為「艱困」，已經很委婉了。因為正是這種黑幫式的政治暴力，才使得他難以繼續在中國既有的政治框架中，從事藝術，也是他在受黨控制的司法框架中，以自媒體為發聲管道，揭露真相，與中共政權產生強烈對抗的起因。

2026年，艾未未卻彷彿罹患失憶症似的，否認了中共曾經以國家暴力，破壞他的藝術事業。在回憶錄《千年悲歡》中，他具體陳述出的國家暴力，都模糊化為「我在中國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經驗。」不難推測，艾未未已經被監禁在中共的文字獄中，無論身邊有沒有海外秘密警察的監視（不可能沒有吧），都會在發言時自我審查，刻意模糊化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造成的各種政治災難，如：文革、無止盡的整肅、壓迫人權和自由。「我在中國的經驗，我父親那代人也經歷過，許多中國歷史上的傑出人物都曾經談及中國的政治、歷史或文化。……因此，我不將這些經驗視為個人的、不舒適愉快的經驗。」一個國家在特定政黨執政時，形塑出的政治風氣和文化風氣，由不同背景的人闡述，就有不同的觀點。中國的政治、歷史或文化，不應該是共產黨獨佔的黨產，而是國家觀點與個人觀點互動的駁雜景象。

正是那些駁雜的、無法被官方收編的個人言論，在極權統治的黑暗時代中，才真正具有歷史意義與重量。既然已接受專訪，而且在西方世界擁有其他中國異議者求之不得的話語權，為何卻迴避講述自己的觀點呢？在西方眼中，艾未未本來是個直言不諱的自由思考者，2026年在《柏林日報》的訪談中，卻成了中共的傳聲筒。

二、跨國認罪

「過去在中國的經驗，我更覺得是一種祝福，讓我在自己的國家中，得以擁有豐富的體驗……」中共施加在艾未未身上的政治暴力，是無法抹滅的傷害，而非他移居歐洲的跳板。面對中共的政治暴力，他當時拒絕屈服，並且以網路作為揭露真相的媒介。是他以藝術事業和生命為賭注，以個人對抗極權國家，是追求真相的毅力與勇氣，才撼動了旁觀的西方世界，獲得了國際聲援。但是，艾未未拒絕評論中共的政治暴力，只說它「幾乎不為人所知」，還淡化為「根本就是其他人從未經驗過的」。不為人所知，是因為刻意封鎖資訊，避免國際撻伐，不代表政治暴力不存在。中共的政治暴力普遍得很：新疆再教育營、監控式強迫勞動、將參加過白紙革命的抗議者送入精神病院……。諸多由中共政權主導的反人權行徑，不就是受害者藉助西方媒體，將真相揭發出來的嗎？

遭受國家暴力的個人，是暴力的受害者，但絕非弱者。反之，只有強者，才無懼於國家施加的政治壓迫，不幸地成為國家暴力的受害者。艾未未在追求真相和自由的行動中，展現出國家暴力受害者，不屈服的強大力量與號召力。他在西方藝術圈功成名就，奠基於西方的接納、文化包容與自由風氣，而非中共的暴力。中共的暴力行為，目的是侵犯人權和自由，損害創造力量，逼使公民放棄參與政治的權利。創作者追求「豐富的體驗」，並不包括因政治審查而被暴力毆打、被噤聲、被限制出境的監禁式創傷經驗。

暴力就是暴力，不是祝福。令人震驚的是，艾未未在2026年的訪談中，竟然上演了一場以《柏林日報》為媒介的「電視認罪」──將政治暴力扭曲為祝福。中共官媒於境內播放的「電視認罪」已經肆虐到民主國家之中，變異為消除了國界和語言隔閡的「跨國認罪」。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跨國認罪」中，艾未未竟然感謝加害者中共。這是不是政治暴力創傷的後遺症呢？艾未未分裂為「大外宣艾未未」和「藝術家艾未未」。西方世界給艾未未戴上了文藝桂冠，彰顯出強烈的人道關懷。這頂桂冠，卻在這場跨國認罪中，扭曲成「荊棘冠冕」──一如其父艾青，在詩歌〈笑〉的刺痛：「敵人的手／給我們戴上荊棘的冠冕」。2015年，當艾未未取回護照之時，也是他告別中國之時；2026年，當艾未未在訪談中表示，回到中國一如完璧歸趙之時，卻是他人格分裂之時。

在《柏林日報》上，「大外宣艾未未」向中共跨國認罪、講好中國故事；「藝術家艾未未」則以不在場的方式，向自由西方負荊請罪：是他接受了中共的利誘，任由文藝桂冠在中共的跨國暴力下，扭曲為荊棘冠冕。西方媒體應該向「大外宣艾未未」問罪：為了攜兒返中探望高齡母親，您為了親情和家族認同，在中共政權的脅迫或利誘之下，付出了哪些政治代價？您是否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以及您身為「中國異議藝術家」的知名度，依照中共給的劇本「講好中國故事」，與中共合謀進行「大外宣」，換取您這趟安全無虞的返中之旅？

藝術家艾未未，繼承了詩人父親的「荊棘冠冕」，抱著罪，步履維艱地踏上了共產黨部署的輪迴。

三、向中共輸誠

當雷茨問：「您有沒有為了這趟睽違十年的中國之旅，採取任何安全措施，確保旅途平安呢？」雷茨的提問，預設了艾未未的返中之旅，存在著再度被監禁的風險。艾未未的回答，卻不可思議地天真：「憑直覺」、「我覺得沒必要事先做安全準備，因為終極而言，沒有任何事情，能夠獲得全面的保證。」艾未未否認了，當他一抵達北京國際機場，就再度被無預警逮捕、沒收護照、祕密監禁的可能性，淡化安全風險，替中共脫罪：「從自由西方返中，會焦慮不安的人，就是會焦慮不安；而我是個樂觀者，我樂觀以對。」從自由西方返中，帶給人的不同感受，不能歸咎於個人的個性差異，而應該向中共政權問責。返中，對於異議者而言，當然會焦慮不安，因為他們將面對的，可能是秘密監禁。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已經被馴化的人，能夠輕鬆以對。何以艾未未如此放鬆？因為他是以「大外宣艾未未」的身份返中。「大外宣艾未未」把「藝術家艾未未」封鎖在那些只在民主國家展出的作品裡。

老家就在中共政治中心──北京，艾未未卻沒有身為異議者必有的警戒，反而覺得北京「沒有改變，因為它就是我熟悉的北京」。對北京做了一些去政治化的美景描述，說北京的一切，包括北京人，「我深刻信任」。若北京有所變化，也是正向的改變，如：「服務品質」、「飲食方面的精緻化」、「中國烹飪技藝的文化意涵與深度」，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到底是哪些菜餚和哪些烹飪方式，如何體現出文化層面的什麼意涵？顯而易見，這只是不具說服力的空洞官方口號。至於中國的服務品質好壞，取決於黨對你的評價好壞。服務品質非但沒有提升，反而證明了：黨對社會的控制，已深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大外宣艾未未」繼續向中共輸誠：回到北京的感受是「完璧歸趙」。「即便我在海外生活了超過二十年，依舊是中國公民，保有中國護照。」公民（citizen）的核心定義是公共政治參與者。「中國公民」的身分認同，是思考謬誤，因為中共只容許無條件聽命於黨的臣民（subject）存在。擁有中國護照，只代表中共要你當溫馴的臣民。想當公民的艾未未，最好還是留在西方。「我將中國護照視為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一如胎記：無從選擇，而是與生俱來……是我作為個體的特徵。」護照，是一個讓人得以自由遷徙的工具，不必然是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國籍，即使出生時無法自由選擇，還是可以在成年後，拋棄並更換。史達林女兒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就趁著蘇聯特准她出國，將印度籍伴侶的骨灰攜回印度時，於1967年，41歲時，向印度境內的美國大使館求助，叛逃至美國。抵美後，不僅公開焚燒了蘇聯護照，還譴責了蘇聯的極權統治，以示入籍美國的決心。1978年，歸化為美國公民。2011年，於美離世。

艾未未於2025年12月26日，在《華爾街日報》的英文訪談中，也談及自己一直持有中國護照一事，並說：「我已經老到不想再更換不同國籍的護照了。 」然而，阿利盧耶娃的例子證明了：更換國籍和護照，年紀從來不是阻礙，無法割捨的親情和無法徹底放棄的祖國認同才是。艾青和艾未未，都受到共產黨的支配，前者是被迫的，後者可以避免，卻自願受支配。艾青在時代背景下，只能逆來順受地，讓共產黨隨機定義他是右派反革命份子或左派愛國者。不同於父親，獲得西方支持的艾未未，錯把臣民當公民。昔日受暴不足誇，今朝受訪思審查，冬風得意引擎疾，三週吃盡北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