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政治永動機──匈牙利如何讓文化戰開始燒壞自己

張茵惠／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

2026年4月，匈牙利發生了一件怪事──以為自己把選舉地形改造得無懈可擊的「微威權」領袖，被自己設計出來的完美機關撂倒了。

奧班（Viktor Orbán）執政十六年，他以溫和威權主義形象為人所知，真要說的話，奧班沒有剝奪匈牙利人的選舉權利，他縮減國會席次、重劃選區，讓自己的勝利變得更可預期。

與此同時，奧班也控制媒體，分配國家資源給親信。他的盟友梅薩羅斯（Lőrinc Mészáros）曾經是幫人換瓦斯管的水電工，後來成了億萬富翁，鄉間別墅裡養著斑馬。斑馬漫步的畫面，在選戰中起了關鍵負面催票作用。

相比之下，在奧班執政期間，匈牙利一直被評為「歐洲最腐敗的國家」。2025年，匈牙利的家庭相對財富在歐盟排名墊底。

選舉結果讓人訝異，不僅投票率超過 74%，反對黨「尊重與自由黨」（Tisza）在199席國會中拿下138席，高達三分之二的席次，壓倒性的勝利，終結了奧班的連任之路。

但說穿了，奧班率領的青年民主黨（Fidesz）之所以一敗塗地，不全然是因為民意真的忽然徹底轉向，而是奧班花了很大的力氣讓地板打滑，而他的政黨一跌跤，就兵敗如山倒。

有些觀察家原本以為，奧班花了這麼久的時間「架空民主」，沒有理由直接承認敗選，因此擔憂匈牙利很可能發生類似烏克蘭、喬治亞發生過的「顏色革命」，亦即親俄羅斯政府與親歐盟的民眾發生重大流血衝突。

不過，奧班只是打電話給對手馬格雅（Peter Magyar），恭賀他勝選，匈牙利邁向下一篇章。

俄羅斯與美國聯名推薦？

選舉前，奧班政府得到了兩個貌似不可能同時成立的背書──美國與俄羅斯。奧班本人也讓人感到很困惑，他年輕時是抵抗蘇聯的運動份子，但執政後卻全面靠攏俄羅斯。奧班任內，中國一帶一路滲透尤其順利。

過去，奧班政府與中國、俄羅斯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至於匈牙利成為歐盟內「公開」替這兩個國家破壞共識的節點。匈牙利曾多次阻擋制裁俄羅斯，反對援助烏克蘭，並阻撓共同外交聲明。過去也曾發生匈牙利外交部長與中國通話後，宣稱匈牙利不支持台灣參與WHO的案例。

從上述角度來看，美國似乎不應該支持奧班政府，也不應該背書這個政府所暗示的價值走向──美國外交系統確實沒有這麼做，但事實上，川普核心決策圈與奧班關係密切，因此，美國副總統 Vance 才會在選前飛往匈牙利公開站台挺奧班。原因也不難理解，奧班在民主框架下實現的反移民、反LGBT政策、對抗自由派文化，對於川普與保守派陣營十分有吸引力，潛台詞大概是：「如果我們完全執政，美國也可以變這樣。」

對某些美國政治勢力來說，「反自由派文化」比「抗中」更重要。知名保守派智庫「美國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甚至曾經直接在布達佩斯辦活動，邀請奧班演講，儼然把匈牙利當成「意識形態盟友」。

簡單說，有些保守派內心的價值排序是這樣的：國內「文化戰」要贏，也就是要「打擊自由派」，其次必須在國際上支持理念相近的領導人，像是奧班，最後才會考慮到傳統地緣政治的矛盾，譬如與中國、俄羅斯的關係。

因此，奧班政權不只是匈牙利的內政問題，還牽動一個「跨國保守聯盟」，而且與美國「文化戰」息息相關。

文化戰不是你想的那樣

「文化戰」雖然很常聽到，但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首先，在美國的情境中，「文化戰」用來指涉境內關於墮胎、移民、性別、宗教的意識形態爭議，這些立場歧異事實上一直存在於美國社會之中，只是透過「文化戰」這個詞彙，升高成需要彼此爭霸的對立。

舉例來說，「性別教育」在文化戰的脈絡中，被稱為「強化特定意識形態的可疑教育」。這種說法假設「兩性應該平等」是選擇性的價值，而非普世人權的一部分。

文化戰經常被簡化為是「左派與右派之爭」，並且在台灣被理解為「右派等於反中」，這可能並不精確。事實上，醉心於文化戰的「那種右派」，最關心的可能遠不是中國做了什麼，而是怎麼消滅自由派。

從這個角度來說，奧班自稱打造「非自由主義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微威權領導，對於保守右派非常有吸引力，他們可以想像在「民主沒有完全崩盤」的狀況之下，讓自由派徹底吃癟。

這帶來一個問題──當自由主義從公式中被拿走時，民主真的還存在嗎？

以「非自由主義」自豪的民選領袖

奧班在2014年的演講中，宣告匈牙利要建立「非自由主義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這聽起來非常反直覺，到底奧班覺得「Liberal」是什麼意思？

畢竟，正常來說，民主本身應該就包含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唯有如此，個人才能對抗國家權力，諸如法治、權力分立、言論自由、程序正義等等，無不源自於此。這個意義下的「自由主義」，是民主的基礎，不是某種可有可無的立場。

但是在奧班與部分美國保守派的語彙中，他們把真正的「自由主義」偷換成了特定版本的「文化自由主義」（Cultural Liberalism），這種自由主義相信身分政治有奇效，認為邊界可以消除，性工作跟其他工作沒什麼不同，跨性別自我認同政策等等。後者的邏輯類似「拆除所有分類，平等自然降臨」。它迴避了對結構性權力的分析，也與維繫民主制度本身沒有太直接的關連。

這是一個刻意的挑釁性自我標榜，奧班意識到「拆除分類萬解的那種自由主義」不只讓保守主義者心煩，也無助於一般人改善生活，因此他成功的把「臭掉的自由主義」一詞連結成一種「腐化的菁英意識形態」，按照他的理解，就是「去基督教化的、歡迎移民的、被布魯塞爾操控的」。因此，「不自由」，在他的訴求中裡，反而是一種對「真正民主」的回歸，以民族、家庭、基督教文明為核心。

奧班能夠執政16年，表示人們確實渴望一種更積極宣示價值，而非僅是「自稱邊界不存在」的打高空訴求。但代價是，人們想把口號型自由主義丟進水溝時，差點不小心把更根本的政治自由主義一起丟掉了。而且，那些宣稱可以「腳踏實地改善你生活」的政客，經常先改善的是他們自己的生活。

因此，匈牙利法學學者 Tímea Drinóczi 也用「非自由主義憲政」（il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這個詞，批判奧班統治的問題，稱其保留憲政的外殼，系統性地掏空自由主義的實質。當Drinóczi說「非自由主義」時，她講的並不是口號型自由主義，而是真正的基本權保障跟司法獨立等等問題。

這個語義分裂，揭示了「文化戰」之中最核心的爭議，也顯示了奧班的「過人之處」。自由主義原本是政治自由主義的根本性傳統，指的是法治、分權、個人權利對抗國家權力，不是某種「意識形態選項」。但奧班卻懂得把對「文化自由主義」的正當不滿，轉化為人民「授權」他限制政治自由主義制度。他運用人們原本就存在的，對「進步菁英的傲慢」的憤怒，趁機把法院一起拆掉了。這種創意，不該得諾貝爾獎嗎？

由恨而生的政治

以奧班為代表的「跨國保守聯盟」，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他們擴大了所謂的「文化戰」，也不在於他們在文化戰中「站在哪一邊」，而是在於他們實現目標的方式不僅有害民主，而且他們動員的情緒有可能變成「仇恨永動機」。

哲學家Paul Katsafanas在分析當代民粹主義時，區分了兩種政治上的反對：一種是「偶然性否定」，有具體目標，達成後運動自然消散；另一種是「構成性否定」，擁有敵人本身就是目的，若敵人消失，運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舉例來說，假設「反服貿運動」是偶然性否定，目標是保護台灣，那麼當服貿撤回、政府對中國政策改變之後，運動就自然會終結。但如果反服貿運動是構成性否定，目的是讓仇恨有出口，而不是保護台灣，那麼這股「為了仇恨而仇恨」的力量有可能聚集成其他形式甚至黨派，沒有消失的一天。

文化戰很明顯屬於後者。文化戰的特徵在於，它並沒有一個可以「完成後結束」的目標。比起取得共識，更重要的似乎是感受「持續對抗」、「輾壓對方」的感覺。這不是針對保守右派而已，即便是文化戰中的左派，有時候也是一樣的邏輯──讓「我們」永遠需要對抗「他們」。

可怕的是，仇恨的機器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它有燃料。燃料甚至不是假的。

90年代之後文化戰更加興起，成為檯面上攻防重點的成因，有一種解讀是，這是冷戰結束後「失去外部敵人」的必然結果──蘇聯消失了，怨恨能量需要新的出口，於是轉向內部的他者。這個解讀並非毫無理由，但似乎隱隱假設「這些怨恨不是基於真正的痛苦」。但如果它其實是呢？

痛苦必須有人承擔

1990年代以來，席捲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了今日的苦果，製造業外移、工會瓦解、社會安全網縮減、醫療與教育成本暴漲、鏽帶城鎮的系統性衰落。這些傷害是真實的，也是無數美國家庭真實承受的，但這些傷害的成因聽起來卻異常抽象，「全球供應鏈的重組」、「資本的跨境流動」、「三十年來的政策選擇累積」。說穿了，沒有一張具體的加害者面孔可以指認。

文化戰的功能，不過就是為痛苦的人提供「壞人在哪裡」的簡單敘事。

「移民搶了你的工作，女性主義破壞了你的家庭，DEI讓你的孩子在就業市場居於劣勢，布魯塞爾的自由派菁英在用你的稅金推動他們的進步議程。」這些敘事的功能，是把結構性的受害感，轉化成有名有姓的敵人。Katsafanas說的「怨恨機制」（ressentiment），是把羞辱感和無力感，提煉轉化為一種向外的攻擊性優越感：我不是失敗者，我是被迫害的受害者，我的對手才是道德上的敗類。

這個轉化具有驚人的心理效率。它給了人意義感、歸屬感，以及道德上也能被允許的憤怒。

諷刺的是，美國進步派的議程也是推動這層心理轉化的「功臣」。2000年代到2010年代，美國進步主義的主要戰場，大量集中在語言、符號與表徵的層面——誰能在什麼議題說話、哪些詞可以用、媒體中的多元代表性、大學的課綱爭議。這些議題全都有正當性，但問題在於，一切「改變」多半只發生在象徵層面，結構紋風不動，工會繼續瓦解，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醫療系統繼續只為有保險的人服務。

Woke culture在其鼎盛期，某種程度上甚至成了新自由主義的文化上層建築。大型企業掛彩虹旗、發DEI聲明、在官方溝通中使用包容性語言，同時繼續壓低工資、使用零工經濟模式迴避勞工保障。身分政治的象徵勝利，和階級政治的結構失敗，是同步發生的。

理應是政治自由主義者的人們，不碰結構問題，把自己活成了文化自由主義者的樣子。製造了政治真空，讓右翼民粹得以宣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進步派菁英害了你，而我們才是真正關心你處境的人。」儘管他們的實際政策，從減稅到去監管，明顯更有利於富人。

馬車變南瓜：跨國保守聯盟的魔法失效時刻

Vance飛去布達佩斯站台的畫面，有一種荒誕的魔幻寫實。

俄羅斯和川普核心圈同時支持奧班，在傳統地緣政治的邏輯下固然令人費解，畢竟匈牙利為北京保留了進入歐盟的側門，這不是美國利益所樂見的。但如果從「反自由主義跨國聯盟」的角度理解，邏輯則再清晰不過。

馬格雅在勝選演說中說：「俄羅斯人，回家去。」

人群中有人哭泣，有人跳舞，有人說：「感覺好像有未來了。」

雖然馬車暫時變回南瓜，但這個時刻仍不容浪漫看待。匈牙利需要拆解的，是十六年精心建造的「奧班遺址」，此外，跨國反自由主義聯盟決不會因為一場選舉而瓦解，它仍在運用人們真實的痛苦，繼續運轉。

若要說匈牙利真的有什麼改變，大概就是證明了一件事：怨恨政治的機器也會過熱。

當真實的痛苦累積到一定程度，斑馬在官員的別墅裡悠閒散步的影片流傳，家庭財富長期在歐盟墊底，「這個敵人」的敘事撐不住人們眼前看見的現實，機器就會開始燒壞自己的零件。

只要民主機制尚未完全被破壞，選民就有機會把矛頭指回真正的責任方。如今的匈牙利人，有更多相信，真正站在匈牙利對立面的，不是布魯塞爾，不是移民，是「在他們過的很差的時候還在後院養斑馬的人」。

但是，民主的特色就是選民常常記不住事情。因此，直到「下個敵人」被指認之前，這場舞會仍會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