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為什麼「賣國賊」會影響你聽音樂會的心情？

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5月，有位穿梭兩岸並頗獲對岸器重的政治人物，到國家音樂廳欣賞音樂會，入場時有人對他喊了一聲：「賣國賊」。

這件事有許多角度可以討論。比如，與對岸交好的親中行為，有人視為「賣國」，但一定有人不作此想。或是，每個人不管其身分背景如何，是否應有聽音樂會的自由與權利？但或許還有一個角度：為什麼我們對在「德性」上不認同的人，即使只是置身同一空間，也會有穿透身心的不潔感？

這種厭惡，也可以從另外一本音樂家傳記看出。因為有人在序中提到這位政治人物，喜歡音樂家但不喜歡這位政治人物的讀者只好各自發揮創意，「隔絕」這個人的名字進入視線。有人把這頁摺起來，有人把這頁撕掉，有人則乾脆用釘書機把整篇序釘起來，連序都不想看到。

這是一種大驚小怪的情緒嗎？這是一種不容異己的冒犯嗎？這是在台灣當下處境的偶發事件嗎？其實不是，這是為時許久，且永遠不會終結的論辯。因為，音樂固然被視為純淨聖域，但終究是活在人的世界中。美與善能各自獨立嗎？美與善必然會彼此促進嗎？為什麼存在於邪惡世界的美，格外讓人感到痛苦？

1967年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出版《語言與沈默》（Language and Silence）時，他在序言寫了著名的一段話：

「如今我們知道，一個人可以在夜晚閱讀歌德或里爾克，可以演奏巴赫與舒伯特，然後在第二天早晨前往奧斯威辛工作。若說他閱讀而不理解，或說他的音樂感受力遲鈍不堪，那不過是空洞的陳腔濫調。」

一個人可以欣賞音樂與文學之美，卻也可以同時無視集中營的暴行。史坦納震撼於文明之中竟會開出惡之花。他說，自己的意識之所以被現代歐洲野蠻主義以及對猶太人大屠殺等占據，是因為「這種黑暗並非從戈壁沙漠或亞馬遜雨林中冒出來的。它從歐洲文明的內部升起。而且是從其核心升起。被殺害者的呼喊聲，就響在大學聽得見的範圍之內；施虐行為，就發生在距離劇院與博物館僅一街之外的地方。」

黑暗為什麼會出自文明之中？閱讀歌德聆聽巴赫的人，為什麼同時可以執行將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日常工作」？我們在欣賞音樂時，真的可以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而無視背後的世界發生了什麼，而無視一個人在影響眾人之事上，所做的「選擇」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與普丁交好的指揮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在歐美希望他對俄羅斯侵略行為表態時，他始終保持沈默，也因此接連失去歐洲一些職務。這引起許多討論，比如，如果一位藝術家和「有毒」政權往來密切，或支持令人反感的政策，把他排除在舞台之外是否合理？音樂真的超越政治嗎？

他不是第一位遇到這種兩難困境的指揮家，另一位或許更為知名的是生活在納粹德國，並擔任柏林愛樂指揮的威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他1936年、1948年都曾接到赴美演出的邀請，但都因強大反彈而沒有成行。

1936年威廉·福特萬格勒取消赴美時曾說：「我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德國音樂的傳播者。德國音樂屬於全人類，不受政治影響。」戰後，他也說，自己之所以留在納粹德國工作，是因為他希望可以保留那個更高貴、更古老的德國文化傳統，留給未來世代。

無論福特萬格勒的說法是否讓人信服，但他至少都不是葛濟夫。2022年《洛杉磯時報》在一篇藝術與政治是否應該分離的評論中（A Putin supporter's Carnegie Hall appearance was canceled. Should art be separated from politics?）就指出，葛濟夫與普丁的關係長達30年，他出現在普丁競選總統的影片中，他獲頒「俄羅斯聯邦勞動英雄獎」，他拒絕公開譴責普丁打壓同性戀者的立法，他公開支持普丁占領克里米亞。他沒真正把音樂和政治分開，所以他也無法躲在「政治和藝術分開」的觀念背後。

曾出版《華格納主義》（Wagnerism）一書的亞歷克斯·羅斯（Alex Ross），更早之前就提出類似看法。他認為，葛濟夫既涉足政治，卻又堅稱政治必須止步於藝術之門外，是一種古老的幻覺。

2014年他在《紐約客》發表文章〈彷彿音樂完全不會造成傷害〉（As If Music Could Do No Harm），討論音樂與政治的關係。他認為，面對有些作品時，我們可以同時以兩種方式思考，一種是審美的，另一種則是歷史與政治的。

他在回應傑德·佩爾（Jed Perl）的質疑：理查·史特勞斯的《隨想曲》在1942年慕尼黑首演，那時正是希特勒權勢如日中天之際，難道我們不能認為這部傑作與正在發生的事情毫無關係嗎？

羅斯的回答是，當然可以，但若有人反對這種清晰甚至武斷的區分，也不應該讓人意外。

因為，《隨想曲》的首演是在1942年10月28日。就在同一天，超過1800名來自泰雷津（Theresienstadt）集中營的猶太人抵達奧斯威辛，其中大多數人最終被送進了毒氣室。

羅斯認為，有些人永遠無法坦然面對一部孕育於這樣一個世界中的歌劇。他們並不是一群執意要監督藝術的自由派意識形態者。相反的，他們只是更直接承受了那段歷史留下的傷痕。

而要繼續討論的，或許已經不僅是藝術與政治是否可以分離？而是為什麼有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痛苦？他們甚至對無視暴行正在自己身邊發生的人，有一種如同看到不潔的厭惡。

1945年托馬斯·曼在大戰結束後曾發表引起激烈反應的文章〈我為什麼不回德國〉。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托馬斯·曼的書被禁，家族財產被沒收，他們失去祖國被迫流亡，因此對於戰後希望他回到德國貢獻一己之力的呼籲，他疑惑這12年可以一筆勾銷嗎？

這不僅是出於自身經受的痛苦，他所描述的那種流亡者的心臟性氣喘，那種被連根拔起的感覺，那種無家可歸所帶來的神經性恐懼。

也是對留在德國的，不管是納粹御用的文化工作者，或後來號稱「內在流亡」的知識分子，感到憤怒。托馬斯·曼說，這是一種對團結精神的背叛。

「如果當時德國知識界，所有有名望、有世界聲譽的人，醫師、音樂家、教師、作家、藝術家，能夠一起站出來反抗這場恥辱，發動全面罷工，那麼許多事情本來可能不會發展成後來那個樣子。」

他說：「凡是在1933年至1945年間，竟然還能夠在德國出版印刷的書籍，其價值不僅是零，甚至比毫無價值還要糟糕。它們根本不適合拿在手裡。一股血與羞恥的氣味附著在它們身上，它們全都應該被打成紙漿。」

他也質疑在希姆萊的德國，聆聽貝多芬為德國人民重獲自由而寫的節慶歌劇《費黛里歐》，卻沒有雙手掩面衝出劇場的人，需要何等的麻木遲鈍。

如同托馬斯·曼以「血與羞恥的氣味」形容當時在德國出版的著作，史坦納也認為納粹的暴行，「敗壞」了德國語言。

沾染著血與羞恥的氣味，被暴行敗壞的語言，這些並非只是激烈的文字形容，而是在心理學上真實產生的厭惡反應。

賓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Rozin等學者在《情緒手冊》中合寫〈厭惡〉（Disgust）一章。文章中提到北美人的厭惡來自9個領域，從食物、身體排出物到人際污染、道德犯行等。作者認為，這些看似分散的「厭惡」的誘發物，有一種發展路徑，從保護身體免於「壞」食物的排斥反應，擴張為保護靈魂的排斥系統。

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不同文化與語言的人，顯然在對糞便與對卑劣政客的反應上感到某種相似。

在觀看美國新納粹的影像時，也引發厭惡的預期生理反應。

研究者認為，這些位於厭惡擴張外緣的道德犯行，不是只有反感，也有污染性。與犯下道德罪行者（如謀殺）的間接接觸極其令人嫌惡，等同與重度傳染病患者的類似接觸。

或許在音樂的殿堂裡，冒犯他人的語言會被視為不尊重。但是我們畢竟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有些人可以將音樂與政治分離，有些人不能；有些人會對一些人或事產生厭惡，有些人熟視如常。政治人物的行為本來就會受到公眾檢驗，只是有人將厭惡隱藏在沈默之中，有人忍不住呼喊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