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烏龍檔案：這兩件性侵案怎麼可以這樣判？

黃錦嵐／資深司法記者

性侵害犯罪，具有高度隱密性，審判實務所見，幾無目擊證人親見其事，若加害人否認犯行，往往淪為雙方各執一詞之困境，檢察官起訴與法官論罪，除了被害人指述及案發後身體、精神狀態等表徵客觀事實之外，幾乎完全倚賴精神醫學鑑定、驗傷及血跡鑑定，再綜合判斷其他證人於案發後親見被害人的身體跡證、情緒反應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情況證據或間接證據，以為補強證據。整體而言，為保障被告人權，避免冤抑，並兼顧公平正義、避免被害人鬱卒，幾乎每一項證據，都是關卡、障礙，都是檢察官與被告「寸土不讓」的「兵家必爭之地」

因此，性侵害犯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及嚴格證據法則要求，不止檢察官蒐證難，法官論罪更難，甚至，法官要判無罪，論證也不容易，不止要檢察官甘服，還要最高法院肯認。審判實務上，即有：檢察官起訴被告性侵2名被害人，求刑30年，纏訟11年之後，才判被告無罪定讞的案例（參見黃塗德被訴妨害性自主案，台南高分院113年侵上更二字第8號判決）

以下，筆者要評述的2件性侵害離譜論證案例，都是高院審判長劉嶽承（受命法官古瑞君）所判，因為誤判之離譜態樣雷同，因此，評述重心放在第一件案例，第二件案例，僅略述要旨。

壹：蔡承攸妨害性自主案─400元避孕藥錢爭議引爆的強制性交案

本案被告蔡承攸與18歲被害女子A女原是網友，A女是逃家少女，112年4月14日凌晨，被告在新北市板橋區一家KTV店廁所內，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後，因A女索要被告給付400元購買避孕藥，兩人起爭執，被告先報警，指控A女詐欺，A女隨後反告被告強制性交。

檢察官起訴被告強制性交的證據，主要是A女的警詢、偵訊指控，還有亞東醫院驗傷診斷書、同在KTV消費的A女友人朱姓女子及朱女之夫張00的證述。

本案被告自警詢起迄新北地院一審審理時，均否認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直到一審審判長詢問：「A女體內為何會驗出你的DNA？」時，猶答稱：「我不清楚！我不知道A女怎麼弄的」，待上訴高院後，他雖然坦承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但辯稱合意性交，否認強制性交。因此，本案即陷入合意性交或強制性交的爭執。

新北地院是依強制性交罪判處被告蔡承攸有期徒刑4年6月，被告不服上訴，高院審判長劉嶽承（受命法官古瑞君）於114年2月19日改判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李錦樑於114年12月30日撤 高院誤判，發回高院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

以下筆者評述的重點是：劉嶽承與古瑞君的論證出現掉隊落伍且割裂證據觀察部分，至於被告是否應論罪處刑，因本案仍在高院更審中，筆者不便置喙。

劉嶽承與古瑞君認定不能證明被告有強制性交犯行，主要是：依A女驗傷診斷書之記載，可見A女之「頭面、頸肩、胸腹、背臀、四肢、肛門或其他」等部位，均無明顯傷痕，則A女所稱事發時情緒激動、持續反抗等節，難認屬實可採。又A女未向其視訊友人朱00、KTV服務生及警員求救，而係被告主動報警，並無補強證據足以證明A女指述被告對其強制性交等情與事實相符。

劉嶽承與古瑞君的無罪論證，最為可議的是，兩項掉隊落伍的離譜論證。

首先可議的是，依據醫院驗傷診書，認定A女並無明顯傷痕，而不採A女的指控。此種論證方式，顯然違反了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於88年4月修正後的立法本旨，仍然停留在修法前的論證方式。

修法前，對於「強制」的立法定義，是採「高度強制手段」，例如，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當時修法意旨，即是認為「至使不能抗拒」要件過於嚴格，容易造成受侵害者因需要「拼命抵抗」以致生命或身體遭受更大傷害，才有可能達到控訴的目的，因此，才修改為現行的「低度強制手段」，只要「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亦即，性侵者只要製造一個使被害人處於無助而難以反抗，不敢反抗或難逃脫之狀態，達到妨害被害之意思自由即可，不需要被害人掙扎得遍體鱗傷，才能控訴性侵害。

以現行強制性交罪的構成要件觀察，劉嶽承與古瑞君的採證標準，顯然仍停留在近30年前的舊法時代，要求A女要有明顯傷痕，才願意採信A女的「持續反抗」指控。

醫院驗傷診斷書原本可採為A女陳述的補強證據─至少可證明A女指控的部分事實，即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的事實，並非憑空無端指控，而補強證據原本就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可是，劉嶽承與古瑞君的採證的結果，醫院驗傷診斷書反而成了否定A女指控的彈劾證據了。

其次可議的是，罔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情況證據，不採為補強證據。

審判實務上，在性侵害案件中，採信「性侵害創傷症候群」，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觀察結果，不論是經由精神科醫師鑑定，或由被告以外之證人證述，作為審視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例如，本案最高法院審判長李錦樑於發回意旨中所闡明的：「依被害人身體、精神狀態、事件性質、事件與陳述時間之間隔等各項情況，綜合判斷，如認為確屬自發性而無虛設，此被害人案發後表徵之客觀事實，自可援為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大約20年前即已形成共識。

審判實務所見，固然有案例顯示，醫師的鑑定，因存在「未參酌重要證據之重大瑕疵」，以致鑑定意見不為法院採信（例如，前述的黃塗德性侵案）；也有因鑑定人的專業資格不符，而遭到最高法院質疑，不過，這些都是證明力不足的問題，並未否定其能作為補強證據的證據能力。

可是，在本案中，A女在警詢時、偵訊時及一審作證時，不止指述遭強制性交過程，更多次出現神情落寞、疲憊、哭泣、啜泣，多半均僅能以點頭、搖頭方式回答問題等情緒反應，這些疑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情況證據，在劉嶽承與古瑞君的論證中，都不是補強證據。

還有，朱姓女子的證詞，除了陳述A女告訴她的被強制性交過程，也證述了她觀察到A女的情緒反應，例如，「我問A女怎麼不求救也不反抗？A女說她的手鉤不到麥克風，叫也沒有用」；「我接著問，我在凌晨4點打電話給A女時怎麼不說？A女說我打電話時都已經結束了，所以我不敢說，A女本來不敢報警，說怕被家人知道」

朱女的證述，反應了A女是逃家遭家人通報失蹤，擔心遭性侵害報警，勢將遭家人責備，以致未能適時求救、對外反應或報警，這些情況證據，劉嶽承與古瑞君在引述朱女證述時，並未提及，即逕行認定A女全然未告知朱女遭被告強制性交、並請求救援，她的證詞也不能採為A女陳述的補強證據。

除了以上兩項掉隊落伍的違法論證之外，綜觀劉嶽承與古瑞君的無罪論證，在邏輯上，也是犯了典型的割裂證據觀察的謬誤：將卷內諸多不利於被告的情況證據，分別審查、各個擊破，統統不予採信，最後，再得出「卷內除了被害人的指控之外，並無補強證據佐證被害人的指控」的無罪結論。

貳：黃祥益妨害性自主案─與蔡承攸強制性交案如出一轍的割裂證據觀察離譜誤判

本案被告與被害人B女也是網友關係，112年6月24日清晨，被告約B女到新北市板橋區居所，兩人先發生合意性交行為，被告持手機錄下性交過程，後來，被告與B女進入浴廁，被告先持異物插入B女陰道，B女抗拒，被告改以生殖器插入B女生殖器，B女離開被告居所後，立即報警控告被告強制性交。

本案被告坦承與B女在床邊發生合意性交行為，不過，否認在浴室內對B女強制性交。

新北地院是依強制性交罪判處被告黃祥益有期徒刑3年6月，但被告上訴後，高院審判長劉嶽承、受命法官古瑞君於113年10月改判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上訴，最高法院林瑞斌於114年5月撤銷高院誤判發回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531號判決），高院更一審於114年9月判決「上訴駁回」─維持一審判刑3年6月，被告與檢察官均未上訴而確定。

檢視劉嶽承與古瑞君的無罪誤判態樣，赫然發與前述蔡承攸強制性交案如出一轍，令人拍案驚奇的是，罪犯犯罪有慣犯、犯罪習慣、犯罪模式，連法官的誤判竟然也有「誤判模式」！

例如，劉嶽承與古瑞君也是以亞東醫院的性侵驗傷診斷─B女身體各部位均無明顯傷痕─為依據，認定B女指控被告強制性交各節，欠缺佐證，不足採信。

再如，劉嶽承與古瑞君也罔顧卷內多項不利於被告的補強證據─不採信醫師診斷B女於案發後有焦慮症、憂鬱症、疑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也不採信B女之友人C女的證述─B女不僅敘述她如何遭被告以異物插入下體一事，也出現情緒不穩或哭泣、悲傷等情緒反應。

綜觀劉嶽承與古瑞君的無罪論證，在邏輯上，也是犯了典型割裂證據觀察的謬誤：將卷內諸多不利於被告的情況證據，分別觀察、各個擊破，統統不不足採信，最後，再得出「卷內除了被害人的指控之外，並無補強證據佐證被害人的指控」的無罪結論。

參：劉嶽承與古瑞君的輿論評價與審判品質的反差很大

評述完劉嶽承與古瑞君的兩件離譜無罪論證之後，筆者要略談兩人的輿情評價。

劉嶽承，經筆者查詢谷哥AI評論，在律師與檢察官群體中，對於劉嶽承審判品質的整體風評，多持正面積極評價，不過，據筆者評述過劉嶽承擔任高院審判長的離譜誤判，概括印象是：也似乎太過於尊重受命法官的草擬意見，有怠忽審判長職責之嫌。

例如，在擔任遠雄集團創辦人趙藤雄行賄案審判長時，對於違反審判實務常態的再開辯論、認罪之量刑減讓幅度、以及輕判並諭知趙藤雄緩刑部分，完全被受命法官郭豫珍牽著鼻子走，成了橡皮圖章，與谷哥AI的評價反差很大。

再參之本文所評述兩件改判無罪離譜誤判，筆者實在無法相信谷哥AI的整體評價。

至於古瑞君，筆者是首次關注她的離譜誤判，媒體與輿情反應資料也查無負評，除了本文評述的兩案之外，筆者尚無足夠的離譜誤判形成概括印象，她是否可能成為筆者評述「司法烏龍檔案」的「常客」？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