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三那年，爸爸在大陸包二奶，跟媽媽離婚。媽媽要我出人頭地的壓力更大了。某個假日，我讀書讀到累了，跟媽媽說要休息，她大罵：「休息什麼？考試要到了，給我去補習班好好讀書。」走進教室一看，大家都跑去玩了，只有我一個人。我把書丟進垃圾筒，癱在桌上大哭。
我沒考上好高中，只好讀職校。我不知道自己已經得了憂鬱症，注意力無法集中，腦袋鈍鈍的，言語表達也不正常。我沒有求援，反而說服自己只是欠操，應該要給更大壓力把自己拉上來。直到有一次在課堂自習時，我忽然大吼大叫，亂摔東西，老師才把我帶去精神科就診。媽媽忙工作，沒有來，回家才跟我說：「有心事要講喔。」從小我不曾體會愛，也不懂得要怎麼表達感情，我什麼也沒說。
大學某一天，我在客廳看電視，媽媽突然開口：「以前那樣對你，會不會恨媽媽？」我覺得好彆扭，只能敷衍說：「沒有，沒有。」坦白說，一句道歉救贖不了我的創傷，反而像在演八點檔，太做作了。
幾年前我進了精神病院。那裡沒有手機也沒電腦，環境單純，我好像忽然獲得喘息，藥物讓我血清素提高，變得心情愉悅，每天大量閱讀、做體能訓練。我後來把壓力都發洩在體能鍛鍊上，比如伏地挺身一次做一、二百個，在地板上寫一個忍字，撐很久，我大概是從小被控制久了，受虐變成了自虐，自我規訓讓我覺得自己變得有價值。
出院了，我考取健身教練證照，和朋友合資開健身房。健身的過程很像人生，必須用力摧殘，經歷痠痛，才能重新長出肌肉。某方面，我算是「好」了吧。但是我對媽媽糾葛了好多複雜的情緒，一看到媽媽就會打回原形。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少回家，我只能住在健身房的休息室裡。
于郅弘 30歲 台北市 健身教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