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拍藝術片居多，來香港才學拍動作片，動作片攝影師要跟演員一起武打，但沒人教我，如何手拿機器快速移動又不抖。試戲時我仔細看，發現用小碎步跟拍，比較不抖。香港很現實，我沒地緣也沒人際關係，萬一被換掉，路就斷了，於是我壓迫自己一定要超越自己，一次都不能失誤。人生有時候連一次都不能錯，錯了就再也回不來。」
那年代港台不太互通，獨在異鄉為異客，很是孤獨。「那種失落感，讓我常常不想起床，一起床就要面對今天，很不想去現場，現場沒一天好過。其實很矛盾，我希望人家找我拍片，但沒有導演是請你去輕輕鬆鬆交朋友，他們是要你拚命啊！」
尋光影 找麻煩求生
為了精進美學造詣，他靠欣賞國畫大師李可染、傅抱石的水墨畫，以及收藏古董瓷器來「養眼」。水墨畫以黑白表現情緒，明暗刻劃細節，瓷器有精緻又考究的工藝線條，耳濡目染久了，上乘的光影和花色會主動打招呼。「這對我影響在哪？有時候拍東西只拍一個大氛圍，容易忽略細節，所以我也渴望追求這種細節。我把這套技術挪用到攝影，一開始，很多人覺得我是外行人，嫌我不懂光，又不懂得用燈，其實我有用，只是把黑也運用在其中。」
在教養院養成獨立早熟的性格，在香港搏命求生培育出處變不驚的意志力，至今，他仍不斷給自己出難題，從嚴苛裡求新求變，比如用日光片拍夜景、挑戰失焦鏡頭，或把傳統濾鏡層層加疊，配出新顏色。
「2000年左右，很多學生畢業以後說沒錢、沒設備，我就跟侯導說不用專業的燈，看可不可以拍？我們用日光燈，60瓦、100瓦的燈泡也拍了3、4部電影，從《千禧曼波》到《紅氣球》吧。那時也是一種挑戰，我們已經很少燈，為什麼還有人說他們器材不夠？這也是一種激發，在激發裡面就會產生一種不一樣的鬥志跟呈現。」這種自找麻煩的性格，很像是俠客中的「獨孤求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