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也染煞 多留後遺症
而在SARS重災區和平醫院，當年封院前，護理師鄭鈺郿照顧在和平醫院內染病的劉姓洗衣工，之後發燒不退。封院前2天，陸續有醫護傳出身體不適，很多人都發燒了，「包括陳靜秋護理長，全部被叫去照X光。」鄭鈺郿的X光片顯示肺部發白，呼吸愈來愈喘，被收治進和平B8病房，當時一片混亂，最後因為沒人進和平醫院B棟照顧了，她只能自己給自己打藥，外部訊息紛亂，「那時還不知道這麼嚴重。我不知死活，不知道自己是得SARS，後來被轉到新光醫院，獲得較好的照顧。」鄭鈺郿說，媽媽因為照顧她，也染上SARS，同樣被轉到新光。
染煞有多痛苦？鄭鈺郿說，當時她的肺部纖維化，一度缺氧到手指、嘴脣都呈紫色，就連下床走路都要吸氧氣。呼吸太困難，她喘到最後，把自己喘成了氣胸。高劑量類固醇給她帶來後遺症，肺病好了之後，發現自己髖關節都壞了。那年她23歲，4年後，她換掉右側髖關節，再過3年，左側的髖關節也換掉了。
時任仁愛醫院副院長、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總院長璩大成當時緊急支援和平醫院，他比喻所見同事猶如「死守4行倉庫」，守著幾間病房。璩大成在結束封院的隔離期間發燒昏倒，被確診感染SARS，我們問起這事，他仍不願回想諸多細節，只說隔離期間讓人失去時空感，且帶來無限焦慮。當時死守和平醫院急診室的急診主任張裕泰教他抗焦慮方式，竟是在房內打坐，「在百般焦慮狀況下，我就打坐，眼觀鼻，鼻觀心，土法煉鋼。」
「我記得那一天是禮拜五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聽到車上廣播說陳靜秋護理長死掉，我哭了。」陳秀丹是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2003年曾獲頒治療SARS有功個人獎，她談及令她至今深刻的那天，「同時在那一天，我進署立宜蘭醫院（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前身）隔離病房照顧疑似病患，在跟病人講話的某一個剎那，突然發現我的N95口罩沒有戴好，漏氣了，我的心都涼了。我們家有佛堂，那個晚上我跟觀世音菩薩說，我心裡難過。」她解釋，難過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害怕我門診的病人會因為我，過得提心吊膽。我還有小孩，如果我死了，他們才小學，等於是我這個做媽媽的責任沒有完成。」
奇美醫院加護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志金當時服務於台大醫院胸腔科，2003年3月初，台大出現全台第一起SARS確診病例，勤姓台商、太太、兒子陸續確診，隨後一名醫師也在替病患插管時被感染。他說，台大院內感染爆發，胸腔科立刻取消所有會議，中午不能一起吃飯、院方要求醫護不要聚在辦公室交談。「我們當時胸腔科醫師二人一組，每天看發燒病人的肺部X光，觀察白色陰影的發展，有病患喘到氣體從氣管跑到皮膚下變成皮下氣腫，（皮膚）摸起來像氣泡紙。」
併發症迅猛 憂搶救不及
2003年5月12日，台大醫院關閉急診，全院停擺，只剩胸腔科、感染科繼續上班。陳志金記得沒開燈的走廊像死城一樣空蕩陰暗，院長每天固定廣播是安定人心的來源。他睡在醫院會議室地板，當時很困擾的事情是，病人隔離在2道門的病房後，「情況變差、要插管了，你怎麼知道？發現情況嚴重，進去要穿防護衣，5到10分鐘（之後）可能就來不及急救了。後來，病人只能變喘就提早插管，但還是會來不及，沒辦法，衝進去插管是讓醫療人員冒險，還是要先做好自身防護。後來我指定1個3年資深住院醫師穿好兔寶寶裝（C級防護衣），一有人需要急救，戴上口罩就可以進去。」
但少有人知道，許多SARS病患不是死於肺炎，而是死於併發症或氣胸。有些人裝上呼吸器後，產生對抗，導致壓力過高、肺泡破裂，氣體推擠血管，血壓快速下降，心跳停止，短短幾分鐘就奪走生命。陳志金把從光華商場買的監視器拿來，正對患者的生命徵象數值，自己在病室外監看，一有異常就進去，無奈當時仍有病患搶救不治。採訪到一半，陳志金的手機響了，鈴聲開得很大聲，他說SARS之後就怕漏接任何1通電話，從此變得淺眠，手機一震就會醒來—17年來的每1個震動，都要他提醒自己：不要再有下一個枉死病患。
陳志金是馬來西亞人，受訪時，他從紙袋裡拿出一個7502防毒面具、P100濾棉、護目鏡與面罩，慎重地說：「我藏了17年，SARS時口罩都缺貨，現在放在書房架子上，每年拿出來看。」當時醫護與民眾搶口罩，這組防毒面具是在馬來西亞的親人特地寄過來的。
時間回到台大出現第一起SARS確診病例那一天，「一開始真的懵懵懂懂，以前只戴N95，頭套、隔離衣都沒有。直到勤姓台商的太太插管時，已經有整套兔寶寶裝，我們還上網去查怎麼穿脫、清潔人員怎麼用漂白水擦拭，才開始訂下標準。」他回憶，當時疫調、感染控制的能力還很弱，醫生只有N95口罩，後來要幫病患做插管時，才有全套防護。
